提到汝南袁氏，就要从袁良说起。袁良，是汝南袁家载于史书的第一人，曾师从经学大师孟喜。孟喜与施仇、梁丘贺均出自经学大师田王孙门下，后来这三个人各立门户，成为本朝《易》学的三大家，光武帝设立五经十四博士，《易经》有三博士，就是施、孟、梁三家。袁良师从孟喜，就好比一步登天，从此跻身于经学大师的行列。
本朝重视五经，设有五经博士，精通者可以担任。本朝选拔官员的察举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明经、方正等。被举荐者都需要对五经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明经科。袁良所学的孟氏《易经》，正是官方认可的易经学之一。学得孟氏易，相当于获得了通往官场的金钥匙。从此，孟氏易成为袁氏家学，这是汝南袁氏飞黄腾达的基础
袁良生有两子，长子袁昌，次子袁璋。长子袁昌从陈郡阳夏移居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西北），成为汝南袁氏的始祖。次子袁璋则留守陈郡，汝南袁氏与陈郡袁氏自此形成。袁昌生子袁安。袁安，字邵公，举孝廉人仕，历任楚郡太守、河南尹、太仆等职。
袁昌生子袁安，袁安字邵公，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勤习苦研，得孟氏《易》学的真传。 他为人威严，能够坚持原则不动摇。袁安年轻时做县里的功曹（县令秘书长），因公事会见从事（州刺史的秘书长）。从事想托袁安给县令捎一封信。袁安拒绝了，告诉从事“如果是公事，可以通过驿站传送；如果是私事，则不能接受。”后来，袁安被举为孝廉，出任县令。稳重威严的袁安很受人敬重。
汉明帝时，发生了楚王谋反案。这件案子，堪比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大量功臣贵戚、朝廷大臣牵涉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无辜冤死。由于袁安能力出众 ，善于处理疑难政务，被任命为楚郡太守。那里正是谋反案的案发地。袁安到楚地后，连公府都没有去，直接就去监狱审案。审理之后，袁安把与案件无关的人，全部列出来上奏给皇帝，请求释放。下面的官吏们个个吓的要死，纷纷跪下来磕头，请求袁安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案子，汉明帝明确表示要严肃处理。明帝正在气头上，如果处置的很宽松，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同党，也会同罪处理。袁安表示：“如果出了事的话，太守一个人承担，不会牵连其他人。“奏疏呈上之后，汉明帝有所醒悟，同意了袁安的处理。袁安的坚持，使数千人无罪释放，免于死刑。
袁安此举，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汉明帝当时已经杀红了眼，稍有忤逆，就可能触犯天威，无辜被杀。官员们各各胆战心惊，宁可错杀，也没有人敢宽大处理。那些被冤枉的人，在严刑拷打之下，又被迫去冤枉其他人。以致于这个案子牵扯的人越来越多。只有袁安，不顾自身安危，坚持正义，解救了大量无辜的人。
袁安后来做了河南尹，成为京城最高行政长官。他为政严明，在任十年，京城地区秩序井然，受到朝廷的重视。之后，袁安又被任命为太仆，这是汉代九卿之一。
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降汉朝。北匈奴势单力薄，后来也被迫向汉朝求和。南匈奴经常攻打北匈奴。北匈奴心有怨恨，希望汉朝主持公道，返回南匈奴掠夺的财物。此事在朝廷上公开讨论。公卿大臣都认为北匈奴是蛮夷国家，狡诈无信义；如果返回财物，会使得他们骄傲自大，轻视汉朝。只有袁安认为，北匈奴遣使奉献、请求和亲，并返回掠夺的人口财物，已经表达了归顺汉朝的诚意。既然如此，汉朝也应该归还从北匈奴那里掠夺的财物，表示诚意，以达到长久的和平共处。袁安的意见，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持不同意见的大臣们开始互相争辩。不料，朝廷辩论失控了，大臣们像市井之徒那样互相斥骂、诽谤，颇有西方议会争辩的风采。负责监督大臣的司隶校尉，举报三公九卿朝堂失礼。于是袁安等纷纷请求辞职以谢罪。汉章帝认为，朝臣争论激烈，未必是坏事；如果大臣们对国事都沉默不言，绝不是国家之福。就没有追究大臣们朝堂失仪的责任。最后，汉章帝听从了袁安的建议，返回了北匈奴的财物。
袁安见识非同一般，更有胆识坚持原则，因此受到汉章帝的赏识。第二年，袁安官升一级，从九卿升为司空，成为三公之一。这是汝南袁家出的第一位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