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分厂，也可能是一个东洋品牌。东洋资源匮乏，出口以劳动密集、资源消耗小的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出口占到总出口超过30%的比重。纺织品是东洋目前赖以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不会欢迎一个外国品牌销到东洋国内。
事实上，东洋对纺织品进口把关很严，除了部份本土没有的原材料，二战之后还没有纺织品进口的先例。”
冼耀文走到一台阶处，停下脚步，“东洋纺织企业的工人月收入大致在6500円至1.1万円不等，差不多就是港币102元至174元，与中华制衣的收入相当，比香港其他纺织企业好一点。
但东洋的物价要比香港高得多，横向比较，东洋100港币的收入只能相当于香港的60港币左右，精确点应该是58港币。
这意味着什么？”
“香港纺织品企业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东洋企业。”全旭说道。
“对。”冼耀文颔了颔首，“全面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我们纺织人的抗日战争才刚刚开始。香港的纺织企业主大多鼠目寸光，企业的生存发展只建立在对低廉劳动力的压榨上。
我虽然不去参加这协会那行会，但对他们的动向有所了解，提到我这个不合群、把工资抬高的假洋鬼子，他们哪个不恨得牙痒痒，幸亏我祖坟在内地，不然早被人刨了。”
全旭呵呵一笑。
“中华制衣建立伊始，我曾经有过一个算是高尚的想法，推高香港纺织工人的收入水平，但随着时间深入，我发现这么做只会吃力不讨好，我是个生意人，不是圣人，做事都会衡量得失，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是兼济天下的料，***脆独善其身，香港纺织企业不走品牌化的路，面对外部竞争，只能抓住最大也是唯一的价格优势不放，四处打价格战。
价格战打到哪里，就会砸掉哪里一批纺织工人的饭碗，当下国际经济格局是贸易自由化，价格战小打小闹没什么，大多数国家为了不破坏大环境，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想搞大，不可能，各种限制措施绝对会接踵而来，主要几个国家，哪个又没有制定反倾销法？”
吸一口雪茄，冼耀文继续说道：“发展模式决定规模上限，香港的土壤孕育不出大型纺织企业，或者可以这么说，香港不会出现超大规模的生产型企业，在香港从事制造业没有太大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往外发展的原因。
服装不是原子弹，不存在太高的技术含量，根本做不到技术垄断，在供求关系里，永远不可能成为卖方市场，开拓销售市场要比抓生产重要得多。
一件衣服在贫困家庭的生命旅程是这样的，先是父母穿几年，穿破了，改小一点，给最大的子女穿，又穿上几年，改一改，给小一点的子女穿，等到实在没法改了，裁剪成条，给幺子女当尿片，烂的不能再烂了，当成抹布又能用几年。
几个几年加起来就是十几二十年，如果我们将销售对象锁定他们，喝西北风只能排在队尾喝人家喝过一遍哈出来的。”
在全旭的笑声中，冼耀文吟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身为纺织人，要懂得嫌贫爱富，二三十年前，山东有个开染坊的人，叫陈立亭，另辟蹊径把染布业务发展到农村，在那时候叫智慧，现在不成了，就算把农村生意都做了，也挣不着几个鸡蛋。”
冼耀文指了指全旭的裤脚，“我记得每个月都有给你一笔置装费，裤子起毛边就不要穿了，我们是卖衣服的，艰苦朴素不能体现在衣服上，影响不好。”
全旭低头看了一眼裤脚，解释道：“今天早上裤脚被东西挂到，扯了好久才扯出来，扯破了。”
“在办公室准备一两套衣服，方便随时更换。”
“好()
的。”
冼耀文再次搭上全旭的肩膀，带着他往前走，“就我们来说，要抓住的客户群是已经脱离了衣服用于遮羞保暖阶段的人群，注重款型对自身形象的提升，一件衣服不会穿太久。
比如我，一件衬衣不会穿超过三次，袖口和领口出现褶皱就不会再穿。其实我更喜欢穿旧衬衣，更舒服自在，相信很多人都跟我差不多。
但，这是不行的，如果这种穿着方式流行起来，对我们相当不利，我们要抵制鄙视这种穿着方式，在报纸杂志上多多宣扬我身上的这种穿着。
你以后的任务之一，就是和报社杂志社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每年会给你一笔预算，用来给我们的品牌刊登隐藏式广告。
所谓隐藏式广告，就是不那么直接的广告，比如一篇名人报道，通篇都是关于名人的信息描述，只在简短的衣着打扮描述时带上goodluck的品牌名，当然，文章需要配一张名人穿着goodluck的照片。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榜样偶像的引导作用是无穷的，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模式与猴子无异，既自卑又好模仿，对大部分事物并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思考能力，他们眼中的好与坏，多是有心人故意引导而成。
阿旭，你现在对商业的认知还很浅薄，多听，多看，多想，多自问为什么，三年之后，我希望你能反驳我，指出我这里不对，那里做错了。
你跟我之间只需利益保持一致，思想不用也不能保持一致，一个团体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我让你来纽约，一是需要你做事，二是希望你抽出空闲时间攻读大学课程。正如我方才所言，时代变了，低买高卖的玩法也在变，如何买低，如何卖高，都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持。
我对你的期望很高，好好干，不要令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