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加剧，第二个目标越来越突出，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在东洋像在欧洲一样，饥饿无助、对未来不抱希望的人们并不会对自由民主制度感兴趣，而是力图推翻这种制度，因此，东洋经济的长期萧条会帮助其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获取权力，扩大影响力，而共产主义是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代名词。
美国外交官埃德温·克拉克在给白宫的信件中提到，美苏冷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而在所有的资源中，最重要的是粮食，如果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获得充足的粮食保障，就会大大加强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同时，他们也可通过饥荒来扩大势力，使“自由世界”蒙羞。
东洋民众在战败后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国内粮食生产停滞不前，原料匮乏。东洋战败后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在东洋战败前供应了东洋粮食消费量的20%。
数百万的东洋人被遣返回国，无疑使东洋原本不宽裕的粮食供应更加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美国向东洋提供粮食援助，就可以获得东洋民众的支持，安定东洋社会，促使东洋奉行亲美政策，站在苏联的对立面。
美国不愿意看到盟总在东洋的各种改革导致东洋传统社会出现断裂，更不愿意东洋倒向苏联，所以白宫在收到盟总的建议后，杜鲁门就召唤自己的智囊团进行探讨，出席探讨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乔治·凯南，国际关系专家，对共产主义、苏联都有深刻的认知。
1946年，他提出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即冷战，1947年他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还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进行了预测，时间稍宽泛，大致是1985年—1995年之间。
凯南主张东洋的改革要处理好变革与稳定的关系，变革是实现私有产权，稳定是实现东洋社会的平稳过渡，他认为激进的变革只会有利于苏联浑水摸鱼，并从中渔利。
由于东洋是远东最发达的国家，它对周边地区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占领与改造东洋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可以趁机在远东和东洋植入“民主的种子”，通过土地改革，东洋农民拥有私有财产权，在政治方面更加保守，使得共产主义在农村失去其存在和蔓延的土壤。
基于冷战因素的考虑，美国调整了针对东洋的策略，1946年的年初，一艘满载面粉的货轮从美国运抵东洋，从而开启了战后东洋粮食进口的序幕。
之后，接连不断有粮食从美国运抵东洋，基本维持了东洋人的生存所需，同时，由美国13个宗教、劳工团体组成的亚洲救济联盟在占领区政府救济基金的帮助下向东洋民众提供乳酪、大米、小麦、罐头、衣服、药品等生活必需物资，累计价值超过400亿円。
美国的粮食援助缓解和缩短了东洋人的苦难期，也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东洋民众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他们目睹了美国在向东洋输送救济粮和生活物资，由此加深了同美军和美国文化的亲近感，并在盟总的有意引导之下，饮食结构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减少了米饭的摄入量，各类面食较频繁地出现在餐桌上。
美国在向东洋输入粮食的过程中，有意控制大米的输入量，面粉和玉米的数量却不怎么进行限制，且推行强制征粮政策，规定农民除了来年的种子和当年家庭需要之外，其余的粮食要全部上交，以满足城市居民所需。
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大米的价格是28.9円/公斤，而农民的平均种植加工费用是33.46円/公斤，农民的收入入不敷出，而因为差价和黑市的存在，自然有聪明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挖掘其中的商机，致使一些农民连自己的口粮也保不住，青黄不接时期，有些农民会组团进入城市乞讨。
由于美国策略的调整，东洋的工业有了生存的空间，工业慢慢开始复苏，而强制征粮政策的存在，让东洋的工业和农业在无形中出现了剪刀差，城市居民吃美国和本国的双份皇粮，忽然之间，东洋农村对宋诗的崇拜蔚然成风，农民在田埂上碰面，一句空你几哇后，立马会对切口。
甲：“东坡桑，昨日入城市。”
乙：“归来泪满巾。”
合：“呀啰嘿，不是养蚕人啊～养蚕人呀～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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