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又说：“奉天正好有位大学问家，李大学士可能会想和他见个面。”
“大学问家？”李谕问。
张作霖道：“梁启超几天前就到了奉天，一直在等待京城的消息，并没有立刻进京。”
——
梁启超这次是短暂回京，但形势变化太快，一切根本不在他的预料之中，许多谋划甚至刚刚有了初步眉目，就已经不适用。
但梁启超目前对袁世凯信心很足。
他的老师“大圣人”康有为是坚定的保皇派，视光绪皇帝为主子；而袁世凯是导致光绪软禁的罪魁祸首，甚至坊间传闻就是害怕光绪亲政后对自己不利，袁世凯还参与了谋害光绪的阴谋。
总之保皇派对袁世凯应该恨之入骨。
但梁启超与杨度一样，并非一成不变之人，思想与时俱进，他现在越发觉得袁世凯才是中国的救星。
李谕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府邸见到了梁启超。
而蔡元培出于同盟会员的身份，暂时没有出面见梁启超。
赵尔巽这个人之前提到过，其他的功绩不用多说，最有名的就是编撰了《清史稿》。
他现在的心情不是很好，因为他的弟弟四川总督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直接砍了脑袋，是辛亥革命中清朝死得职位最高的几个官员之一。
“疏才兄弟，”梁启超说，“你也回来了。”
李谕说：“多事之秋，不回来看看，实在不放心。卓如兄漂泊东瀛十多载，不也回了故土。”
梁启超说：“十多年不回来，刚踏上中华之土地，我心中颇为感慨，这么多年，终于迎来了所坚持之事。”
李谕问道：“卓如兄准备入职袁世凯内阁？”
梁启超说：“袁大人邀请过本人，不过形势尚且不明朗，我并没有同意。”
李谕又问：“卓如兄认同袁世凯可以扭转乾坤？”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做到，”梁启超说，“但我之所以拒绝袁项城之邀，是因为只有身在民间才能发挥我最大的力量进行相助。”
李谕问道：“您指的是？”
梁启超说：“项城坐镇朝堂之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在下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本人所长也。只有控制舆情，才可影响国民。如果担任了内阁虚位，则无法发挥我的长处。只有身在民间，我才可与袁项城取长补短。”
梁启超自视还是挺高的。
李谕说：“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舆情并非可以控制的东西。”
“非也！”梁启超说，“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这句也是梁启超的原话。
就是字面意思，梁启超想让袁世凯暗中控制舆论，但在表面上装出舆论之仆人的样子，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
虽然猛一看没有错，不过的确过于想当然了，自古以来这么想的都栽了大跟头。
新闻报纸千千万，渠道多如牛毛，最怕的就是上流社会自以为聪明绝顶，同时认为民众都愚昧。
李谕说：“卓如兄，最近我也研究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作为知识分子，同时身为启蒙者，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想的不应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启发民智。”
梁启超说：“所以启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面具，伪装成大众的一员，暗中引领无知而混沌的大众。”
李谕说：“我对启蒙倒是有另外的想法。”
梁启超说：“当下我们最缺的是科学与政法，疏才作为科学之领军，本人愿洗耳恭听。”
李谕说：“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在他们身后，他们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
目眩神摇之下，他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了出来。
可别人都说他疯了。
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光明，并且知道了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
这个人是启蒙者，而太阳代表学问与真理。”
故事其实是一战后一名德国学者最先讲出来的，当时他是根据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故事进行了诠释。
放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样合适。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一个隐喻！不愧是疏才，科学巨子之名一点都没有水分！”梁启超赞道，“在我看来，你讲的故事中的光明，就是西方。”
不只梁启超这么认为，目前大部分国内的知识分子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说他们错了。
最少中国的这些精英们第一次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想到的不再是诉诸三代之治以及古人经卷。
李谕只能说：“多学学自然是应该的，即便一时落后，将来说不定也会成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远之人。”
梁启超说：“疏才的话更加坚定我以手中之笔驯化民众之想法。我同时是一名报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文人论政或许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监督朝野之政论家。”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是民国年间非常多知识分子坚持的理念。
他们内心知道如何是正确之路，单纯的上层改革远远不够，必须弘扬科学与民主。
不过报纸这东西毕竟在中国的时间还是有点短，目前很多报人还是过于主观。
李谕提醒道：“卓如兄‘驯化民众’的说法我觉得欠妥。”
“有什么欠妥之处？”梁启超问。
李谕说：“教育不是传布偏见，也不是灌输学说，而是解放大众心灵，发展其自己的判断力。换言之，教育不是给人见解，乃是帮助人得到见解。所以在社会学科的教授上，教者只应该作科学的、客观的陈述，不应有偏袒的主张；对于每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应予以相当的注意，不应按着个人的好恶有所轻重。”
梁启超却说：“那样太慢了，无法快速完成崛起。”
李谕不知道说什么了，再说下去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了。
但从现代眼光看，民初的许多社会精英以及知识分子确实在启蒙这件事上做得有些操之过急。
许多报纸完全就是一家之言，拼了命让大众相信自己的见解。
李谕更不能对他们作出评价。
只能说历史本身不会犯错，永远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人在某个时期犯了错。
好在中国足够大，文化足够深，能够在挣扎之中摸着石头最终过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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