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首者叫张邦臣,贵州宣慰司学教授。“教授”是官名,相当于省级公立学校的校长兼教导主任。
如果王渊能够考上生员,今后肯定要进司学,在咱们这位张教授手下读书。
在古代,不论哪级官学的老师,一个个全都是穷逼。
对读书人而言,穷可自然演化为清高,这些老师们就很清高。管你多大的官,你的命令正确我就听,但别想我给你好脸色,便是大明首辅来了照样摆架子。
为啥?
因为老师们无法升官,而且还穷得叮当响,也就没必要再巴结谁。顶撞了上官无所谓,一个破教职而已,谁爱当谁当,你牛逼就撤我职啊,更何况地方官没权力解聘老师。
综合以上因素,便是堂堂的一省布政使,见到官学教授也得以礼相待——跟一个穷酸计较什么?好处全无,还落得坏名声。
张邦臣是贡生出身,而且是岁贡。
即秀才考了几十年还没中举,由地方推荐去国子监读书,接着便等待朝廷分配工作,而且一般分配到各地当老师。
一旦接受老师职务,今生便升迁无望。
像张邦臣这种更惨,工资不足以生活,得等着学田收成过日子,遇到旱灾什么的就要饿肚皮。
但此时此刻,张邦臣却威风凛凛。
他跟别的老师一路行来,脚步虎虎生风,沿途学子全部躬身行礼。就像社团大佬带手下巡街,一路上都有小弟问候:“邦哥好,邦哥辛苦了!”
张教授来到司学大堂前,此处已站着十多人,皆为各长官司的副官,以及为童生结保的廪生。
正常情况下,各地知府和首县知县,都应该亲自到场参与监考。但贵州的土司们架子大,只派了个副官过来应付,席书也懒得计较那么多。
“提调官进!”
有吏员在西厅高呼,提学副使席书此刻正端坐在西厅。
提学官坐西厅也是有讲究的,跟西席的来源一样,都是源自汉明帝尊桓荣为师,请桓荣坐西朝东。
各路官员依次进入西厅,朝席书作揖行礼,席书面露冷笑,不予理会。
按正常情况,第一批进入的应该是知府。且知府不用作揖,提学官要作揖还礼。到了贵州这边,刚好给弄反,只因来的全是副官。
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程番府知府。
席书直接走到程番知府面前,作揖行礼,程番知府也违制回礼。
程番知府由汉官担任,属于附郭省城的一个府。但其辖地,大半都被土司实际掌控,因为程番同知姓宋,这知府当得非常憋屈——程番府,就是后来的贵阳府,从此有了贵阳这个地名。
席书与程番知府互相行礼,这才退回自己的座位。
接着司学老师们进来,席书再次起身行礼。张教授等一帮穷酸负手而立,他们依制也是不用回礼的,这是老师们少有的风光时刻。
最后,为童生们作保的廪生,要全部站在西厅前,给提学官作揖行礼。而席书都不用站起来,更别提回礼什么的。
接下来的正常程序是点县名,叫到某某县,该县教官就要应声,然后跑去站在提学官身后。但在贵州嘛,这个程序直接省去,因为今天就没来几个县级官学老师。
随即点出作保廪生的名字,也全部站在提学官身后。
终于,轮到考生点名。
“贵州卫李珣!”
“有。”
“中曹司张仲!”
“有。”
考生们陆陆续续进来,就站在西厅前的院子里,随即拿着准考证去领自己的答题卷。接着前往搜检处,接受搜身检查,以防止作弊。
道试不能自选座位,答题卷、准考证和考桌都有编号,必须三者编号相同,才能通过核查并开考。
王渊慢悠悠研墨,不多时便得到题目:一道四书题,不少于200字;一道五经题,不少于300字。
四书题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果然就像沈师爷所说的那样,席书只考四书五经的第一篇,而这道题正是《孟子》的第一篇。
王渊写八股,就跟搞土木工程一样,先确定好总体设计,再拆开来分段设计,接着再一点点进行施工。
这道题谈的是利益与仁义,特别简单,但想写出彩很难。
王渊首先确定中心思想,即君子不是不言利,而是只言利有大害,讲仁义则不求利而得大利。
“君子惟仁义而不言利者,盖专利诚乱之始也。”这就是破题了。
接下来承题,简述只言利的危害。
然后起讲,阐述仁义的好处。
中间八股,详细讨论利益与仁义的辩证关系。
最后大结,盛世都是施仁政而利天下,君子都是践仁义而利家国,则万民皆可享其大利。王朝末世人人言小利,不追求世间大利,则引来大害降临。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认真听从先贤的至理名言。
顺便还拍了朱熹的马屁,说什么仁义就是天理,咱们都要悉心领会和践行。
其实王渊真正的想法,虽然也同意仁义为先,但关键时刻要靠利益去推动,可惜这种话不能在试卷上写出来。
(ps:没找到八股范文,本想自己写一篇,结果破题就破了半小时,内容咱就直接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