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阳非常清楚，陆遥所谓的“难以翻阅的大山”应该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部著作《平凡的世界》，煌煌百万字，称得上是一部巨作。
林朝阳更清楚以陆遥的才能写出这部来并不是问题，陆遥现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励。
他笑着说道：“山就在那里，你去，自然能翻过去。”
陆遥闻言微微一愣，随后面露沉思，过了片刻，他重重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山就在那里。”
林朝阳这句话虽简单，却包涵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气魄，让陆遥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舍我其谁的信心来。
“朝阳，这部书我一定会写出来的。”
林朝阳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正式在桃园宾馆的宴会厅里举行，会场布置的与正常的座谈会没什么不同，就是规模大了点。
这次座谈会来了全国各地大几十位正当年的作家，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家。
章光年这个文协首领主持会议，先是冠冕堂皇的讲了一番话，然后便邀请与会作家们发言。
这次来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濛算是其中辈分和年纪比较大的，同时他又身兼《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章光年邀请他第一个发言。
王濛这个人说话办事向来是圆滑的，他讲起自己对于“农村题材”的认识和理解，言语间全是辩证的说词，滴水不漏。
听他的讲话，有些在场青年作家面露不屑。
这個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见，在他们看来，王濛的发言无疑是妄图左右逢源。
等王濛发完言之后，又到了唐因讲话，他聊的话题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听着都不太感冒。
这也是这个年代燕京作家与外省作家交流时的一个常态，可能是因为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们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命题下，“左右”摇摆，间或夹杂一些时政内幕，却言不尽。
这样一来，双方的交流就显得隔了一层屏障，难以交心。
许是察觉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厌烦情绪，章光年在唐因发言结束后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游弋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一个浑水摸鱼的身影上。
“最近我们文学界有个十分火热的话题，就是朝阳同志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创作经验吧。”
林朝阳正神游天外呢，冷不丁听章光年点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递过去一个眼神：说好了只开会，不说话的。
章光年回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被点了名字，林朝阳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组织起语言。
“刚才王濛同志、唐因同志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农村题材的认识与理解，讲的比较客观。
光年同志让我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说来惭愧，我是没什么准备的。
不过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圆满，我就说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供大家参考吧。”
林朝阳的态度非常谦虚，但在场并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的发言。
在这些同行眼中，林朝阳的水平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界的领军水平，在保持着高质量的输出前提下，还保证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过几年时间，他的代表作已经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创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农村题材的创作，我本人就出身于农村，我在农村待到二十岁才进城。
我敢说自己是个农村人，但却不敢说自己了解农村。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身的年龄与阅历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更主要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村？”
林朝阳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让在场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是农村？
看似明知故问，但真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时，却没办法简单的用几句话来概括。
“从狭义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看到过的地方都叫作农村，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文学界建国以来所谓的‘农村题材’中的‘农村’。
从五十年代开始，农业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运动、两条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分田到户、农村改革。
我们的农村似乎被压缩成了一张纸，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这么三五十年的历史，只有那些地主长工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