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也许有人会不理解，为什么福建的官员会反对开设海外贸易。
其实联合起大明的历史，这就很好理解了。
与大明的边关贸易一样，大明的海外贸易也是政治色彩，远远大过于经济贸易的。
从明初开设，大明就实行了海禁，严禁民间私下进行海外贸易。
但是大明历朝历代的皇帝又认为四海仰慕，遣使来朝，是“盛世”的标志，皇帝们一向将其视作自己的荣耀。
所以大明的皇帝不仅仅对边关推行的是“朝贡贸易”政策，对海外诸国亦是如此。
为了吸引海外诸国遣使来华，大明在中外贸易中从来都只重政治效果，而不重经济实惠。
以往的大明不但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金钱接待外国贡使，而且对其带来的贡品一律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价值更高的大明礼品，例如锦缎、纱罗、金银、铜币等。
在大明优惠政策的招徕下，太祖时期就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
当然，他们全都是冲着大明要“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政策而来，怀的是占便宜的心思。
不过那个时候大明国力日渐昌盛，所以也没在意这些。
但偏偏咱们的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弄了一个“郑和下西洋”。
其实抛开历史意义和文化礼仪的意义来说，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一个白痴到无聊的行为。
同样是船队出海，寻访海外国家。
人家西班牙和英国就是武力掠夺，大肆发展殖民地，让自己赚的盆满钵满。
而咱们大明呢，则是运送着数额巨大的大明物品，走到一个地方就赠送一个地方，压根儿没想过要武力掠夺的事儿。
当然，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彰显了咱们大中华民族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文明的种族……
不过说实话，这样的行径跟现如今那些土大款赚了钱，走到夜场便胡乱给服务生发小费，以彰显炫耀自己的财力，似乎区别也不大。
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明初政府从朝贡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
贡使前来，不仅口岸及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
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
为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大明便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
“勘合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
到了明中期以后，大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
如日本，定例十年才能一贡，人数不能超过过三百，舟不能超过三艘。
大明这也做，海外诸国自然朝贡的热情消退。
但是众所皆知，中原的丝绸、瓷器、香料等物品一直在清朝以前都是很吸引外国人的。
那些海外国家只需要购入大明的丝绸、瓷器，运回自己国家转手就能以十倍的高价卖出去。
鉴于这样大的利润，所以大明一直都存在着私下的海外贸易。
经过这么多年，私下的海外贸易早已经运行成熟，在福建形成了一条完正的利益链条。
福建的官员们和当地富商相互勾结，控制整个私下的海外贸易。一些小的，外来的势力如果想要分一杯羹。他们就指使倭寇去杀人夺财，而官员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富商们把贸易所得的巨大利润和官员们分摊，官员们得到银子以后就往上头打点，希望上头不要把他们调离福建。
长此以往，福建的官员们在福建根基威固，势力根深蒂固。朝廷若是调离一些福建官员，派新的官员去管理。
不出半月，必定福建会出大乱子。倭寇多多少少会联合攻打一次福建。新的官员多半会被杀，然后朝廷迫不得已，只能又把调离的官员调回去，让他们去稳定住局势。
可以说嘉靖年轻，倭寇的势力会发展那么大，祸害宁波、福建、广州沿岸那么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此处。
所以福建的官员说什么也不会愿意朝廷开放海外贸易，那等同于朝廷把原本属于他们一些人吃的一锅饭给端走了，然后分给了很多人吃。
江夏想了想以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他立刻出了皇宫，到千门总坛找到了耿中秋。
江夏先写了一封信，然后写下一个名字递给耿中秋，道：“耿叔，早点替我找到这个人的下落，然后把我这封信交给他。”
耿中秋接过那名字看了看，忍不住问道：“这是名字吗？不是咱们中原人吧？”
“不是。”
耿中秋见信没有打漆封，这证明他是可以看的。于是他好奇地抽出信看了看，忍不住抬头对江夏道：“大人，这是信吗？怎么像鬼画符？”
江夏笑了笑道：“你放心吧，只要你把这封信交给我要找的那个人，他自然会明白的。
事情要赶快，这人可能多半在福建、宁波或者广州沿岸，找到了就立刻通知我。另外，去吏部把有关福建官员的所有资料都拿给我看看。”
第467章 福建来人了
江夏明白，福建官员最大的依仗，其实还是他们手里的银子，以及和倭寇之间的合作关系。
要想彻底扭转福建的局面，那么如何控制住福建的倭寇，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江夏让耿中秋找的，其实就是当初在鞑靼有过一面之缘的平志龙一郎。